互联网正在从底层改造与融合几乎所有传统行业。当互联网在经济生态中扮演越来越重要地位时，在众多传统领域占有得天独厚优势的国有资产却颗粒无收。根据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2016年向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报告，截至2015年底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119.2万亿元。肖亚庆并表示国有资本布局正不断优化，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集中，在军工、电信、民航、能源等重要领域占比达到90%以上。和很多人的直觉相反，国有企业和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相比，其实具有进入互联网行业的强大先天优势。作为共和国长子，国有企业在资本、政策、人才等核心竞争因素上的优势是社会资本无法比拟。国有资本的优势难以列尽，也在大多数领域比社会资本早一步抢入互联网，结果依然是一手好牌打成败局。即使中移动这样堪称优秀的超大型国企，在基础电信的SP业务甚至移动梦网、动感地带、飞信等综合CP业务上也一度占尽优势，仍然只能承受被QQ和微信OTT的命运。所有主管部门都要求国企完成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这个看似正确的目标其实有自身的逻辑问题。严格来讲保值和增值不是同义反复也没有必然关联，在特定情况下保值和增值这两个价值取向是冲突的，只能保证一个优先。银行和保险业以保值为优先价值，所以法定需要向央行提供存款准备金和保险准备金，为安全放弃部分效益;相反风险投资机构以增值为首要目标，不会为资产安全做即使是存款这样高安全低回报投资。体制问题是所有国企都会遇到的普遍问题，互联网的基因则是国企无法跨越壁垒的特别屏障。互联网是充满变数、创新者生存的鳃鱼，国企则是坐拥资源、求稳不求变的沙丁鱼。互联网和国企这两个不同的物种在对待创新及风险的态度上有根本区别，这种性格或基因上的迥异进一步决定了互联网没有留给国企机会。

【主持者言】为什么家大业大的国有企业，没有一个能够成为现在的互联网巨头?提出这个问题并非多此一举，也许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中国移动一个小小的无线短信业务，就曾经养活了三大门户网站，现在如日中天的腾讯，当年还曾经寄人篱下的生存在运营商的羽翼之下，而三大运营商也曾经在微信刚刚露头的时候，就差点掐死了这个襁褓中的新生儿，现在，微信已经强大到没有哪个运营商敢卡它的喉咙了，否则用户也不会答应。其他的互联网领域，邓亚萍进入人民网挂帅推出的搜索“国家队”项目即刻搜索，以及新华社推出的盘古搜索，都是国企进入互联网折戟沉沙的例子，更不用说大量由地方政府牵头的地方性电商平台，现在一个能让人想得起来的都没有。显然，国企不缺人才，不缺资源，也不缺政策，但是他们缺乏互联网行业最重要的竞争优势，那就是极度不安全感所带来的创新精神，互联网是一个极度依赖创新和变化的领域，可以说，这样的行业需要疯子一般的奋斗精神，而国企为员工提供的稳定环境则与这种奋斗精神格格不入，同时，互联网行业所必需的“胜者为王、赢家通吃”的创富神话，也跟国企能够提供的强调稳定和公平的酬薪福利体系格格不入，同时，互联网企业还需要扁平灵活的组织、宽松自由的氛围，所以，不但国企在互联网领域中毫无竞争力，就连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民营企业，也会无法适应互联网产业的游戏规则，比如，在商业地产中所向披靡的万达集团在电商领域里屡次失败就是一个例子。

 为什么没有一家成功的互联网国企？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们身边许多平凡的事实，许多微不足道的问题，很可能隐藏着某些重大的规律，掩盖着某些没被言明的道理。就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地球是圆的，这些道理后人看来是多么的简单明了。国企无法在互联网领域做大做强，取得成功，前面说了两大原因，一是互联网行业是典型的风险投资领域，做好了资产数十倍甚至数百倍增值，做坏了血本无归。国企是绝不会冒这个风险的。因为国企或者独享资源，或者有财政保底，活得好好的，冒什么风险呢？最典型的事例是人民网的邓亚萍搞“即刻搜索”项目，赔十几亿，被人民日报高层批得体无完肤，被迫离开人民日报。二是互联网是一个高度创新甚至即时创新的行业，国企不具备创新的动力和机制。大型国企确实人才济济，不仅平均学历高，海归人员多，还有专门的研究所、院。但企业创新仅有人才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创新的动力和机制。国企的决策机制可谓层层叠峰，党委会、董事会，还有行业的、行政的众多上级主管部门，正确、及时的创新决策可谓难上加难。更何况由于产权的关系，决策者往往还不是利益主体。其次，国企内部分配强调公平公正，利益平均，缺乏竞争，于是就淡化甚至抹杀了竞争，失去了创新的激励和动力。由此主持人想到，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竞争是绝对的，互惠是相对的；差异是绝对的，公平（平均主义）是相对的；创新是绝对的，守成是相对的;增值是绝对的，保值是相对的；供给是绝对的（创造消费），需求是相对的（淘汰旧消费）。我想这恐怕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搞市场经济，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道理之所在，也是邓小平理论精髓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