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市的进化版图中，无论用历史的还是未来的眼光来看，天津都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普通城市。但是，如果你用打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眼光来打量这座城市，天津恐怕又是一个令人困惑甚至让人有些看不懂的奇怪城市。

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天津所经历的变故之多却是中国大陆乃至世界很多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这些在造就了这座城市辉煌的同时，也造就了她的守旧、恋家、自闭、平庸乃至有些尴尬。

【守旧症】

关于天津人的“人格特征”，一个最为普遍的说法是守旧，或者说是“小富即安”，似乎天津的一切都与落后保守有关。虽然2006年关于天津的各种新闻吸引了全国的眼球，虽然天津这些年的发展已经让城市面貌大为改观，但在很多人的眼里，天津似乎依然一切如常，还是有些落后、守旧的老样子。

你在西安接触到的历史都上千年了。但在天津，虽然经历了无数次的兵燹与劫难，那些很难轻易从地图上抹去的近代建筑和近代影像仍然会出现在你的眼前。

如果在黄昏时候，漫步在往日称为梨栈的劝业场一带老街，你就会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手中的香烟像是一个怀旧分子捏着的一根导火索，在悉悉娑娑间，时光宝盒在一瞬间忽然打开：空气中依然弥漫着黄裳在《天津在回忆里》说的那种糖炒栗子的陈年香味，似乎陈白露小姐在劝业场对面的惠中饭店里翩翩然的香鬓衣影依然触手可及。 

天津人是有怀旧的资本的。那时的天津人打的电话就是爱立信的，坐的电梯就是OTIS的，用的香皂就是联合利华的，吃的西餐就是起士林的，坐的叮当作响的电车就是奔驰的。据前国务总理颜惠庆晚年回忆，当时津门名流们生活“十分有趣，迷人”。据说，从紫禁城住进了天津张园的溥仪轻易不敢带着妻妾出门，在天津这个花花世界里，她们比着买些北京没有的贵重东西，让溥仪先生肝疼得要命。

北京来的朋友说，天津怎么看都像一座县城。但是他也许不知道，在《走向共和》的近代中国时期，天津曾经开创了一个辉煌“天津新纪元”。研究天津历史的专家会告诉你，近代天津曾经多么辉煌。从第一条铁路到第一个国家邮局，从第一部线电话到第一辆有轨电车，从利顺德到饮冰室，从《大公报》到劝业场，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天津是怎样由一个府县城市快速演进为中国推行近代化的北方中心，成为超越北京、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城市。

长期以来，天津似乎从来和“新锐”这个词联系不上。与其他沿海大都市相比，天津并不是一个特别时尚的城市，没有原创性的时尚符号，没有领先全国的时尚风潮。在“超级女声”、“梦想中国”等风靡全国的草根娱乐舞台上，更是难得一见天津美女呼啸而出的靓丽身影。不能说天津人对新鲜事物缺乏热情，但是这些新鲜事物即使流行一时，也会很快淹没在天津特色的汪洋大海里，重新还原到依旧显得有些“土里土气”的城市镜像之中。

【恋家症】

乐观，恋家，小富则安，天津人享受的是最朴实的平民快乐。天津人很少愿意离开家乡，他们宁愿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往返几十公里不觉得苦，下了班凑伙闲聊、打牌、喝小酒、听相声......这在习惯了匆匆往前赶的上海、北京等城市人眼里也许就是不思进取，但是天津人自己却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

恋家症是中国人的通病，但是天津人对浓厚的生活气息的留恋让他们似乎特别恋家。与其他大城市相比，在外省外国外地，“碰见个天津人不容易”。天津人似乎很少背井离乡，至今漂泊在外的天津人仍是凤毛麟角。极个别在外发了财的，也要想方设法落叶归根，混得不怎么样的就更不愿落户他乡了。于是，天津人恋家恋土在全国出了名了，甚至连老外都知道天津人特别home bounded。

天津人考大学一般是首选本地大学，这就使像南开大学这样的本地高效录取分数线比北大、清华还要高。天津小孩考大学的时候，父母宁愿为他选择一个本市的一般院校，也不愿放孩子到外地去上重点校。即使那些在外地求学的天津小孩，毕业之后首选的就业城市也不是上海、北京，而是想法设法托亲戚、找门子回到天津来。难道真的是“北京的金窝、上海的银窝都不如天津的安乐窝”？

也许是因为恋家而留下，也许是因为怕下岗而不走。反正职业联赛这些年来，虽然每年转会大门都敞开着，但是却绝少有天津队员在自己非常“火”的时候选择换个地方打拼。大概也是因为恋家，即使有过像石勇、梁宇等个别球员正值当打之年出于种种原因走了，过两年他们也会千方百计争取回家，把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程留在自己的老家。

那个叫李承鹏的足球记者曾说：天津是个特别适合厮混的地方。这厮说得极为到位。如果说名声显赫且政治气氛浓厚的北京出身于“深宅大院”，那么天津更像是“胡同”里长大的孩子，是质朴的，平民化的“狂恋家”。在胡同里长大的天津孩子，对周围的一切都怡然自得，恋着家乡的美食，恋着家乡的亲人和朋友，恋着家乡的一切。求学不考虑外省，工作不考虑外地，购房当然也只考虑自己“打小长起来”的巴掌大的地儿。

天津留不住自己的优秀人才，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怪圈。在天津历史上的几次移民潮中，20世纪20年代的知识移民和资本移民乃至官僚移民，大量的精英阶层曾经批量地进入天津，但是他们居住在租界的小洋楼里面，却很难与本土文化生生相息。因为种种原因，天津的社会土壤不会大量产生精英人物，即使产生了，也因水土不服，很多人会选择离开天津，但一出去就成名了，或者一出名就出去了，因此也就有了一种奇特的“天津人流现象”。有点玩意的天津人都走了，去伟大首都北京了，去深圳、上海已经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的那些地方去了，而那些从大首都、大上海读书回来的天津小孩即使回到了天津，时间一久，也会逐渐“异化”到丰富喧闹的世俗场景之中，泯然众人矣。天津留不住自己的人才，流出去的往往成为了人才，留下来的又难以成为人才，这几乎已经成了制约天津发展的一个奇特怪圈。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飞趟美国再也不必像郭德刚师傅“西征”那么困难。如果某些天津人的观念仍停留在“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的田园思维里，如果依旧抱残守缺地认定“吃尽穿绝”的天津卫才是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好地方，那就彻底地成了兼具恋家症和自闭症倾向的“自恋狂”了。

【自闭症】

民国年间天津曾经流行过这样一首民谣：“你吃过洋白面吗？你喝过自来水吗？你打过特律封（英语Telephone的音译）吗？你坐过四轮车吗？”这种大城市人的优越感使天津人把大批进城谋生的农民称为“老呔儿”。

长期以来，天津人存在着与大城市不相符的狭隘意识，多少有些“小家子气”。近代天津“爆发式”的快速发展，城市地位的迅速提升，新生活方式的流行以及来自西洋、东洋的“洋玩意儿”令天津人大开眼界，也使得天津人恁地滋生出一种莫名的高傲性格。至今，还时常听到天津人自豪地说：历史上天津“牛”的时候，包括北京在内的国内绝大多数城市的现代文明还处于“穿开裆裤”的阶段呢。

天津人对“本地的”、“外地的”有点在乎得神经过敏：买带鱼要“本地带鱼”，买白菜要“本地白菜”，买萝卜要“本地萝卜”，甚至连土豆（马铃薯）、猪肉都要“本地的”。天津人常常以“吃过见过”自诩。天津妇女几乎都有一手做鱼的好本事，却常奚落别人“有好东西没好做。”

天津人对待外地人的态度很是奇特，一方面欺生得特别厉害，一方面又热情得有些过分。举个“问路”的例子，外地人如果到别的地方打听地址人家是不是好好告诉你且不评论。但是在天津，可是老热情了。走哪儿不认识打听道，其中一人告诉旁边的人都告诉，恨不得给你送到那儿。你走了，那两个人打起来了，这就说明热情过分，这就是天津人的性格。

天津相声段子里经常有一些“怯口”，是拿进城的乡下人找乐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相声段子里，是这样编排“老呔儿”的：“老呔儿进城，身穿条绒；头戴毡帽，腰系麻绳；看场球赛不知输赢，买瓶汽水不知退瓶，找不着厕所旮旯也行，往那一站影响市容。”其实，天津人多数都是来自河北、山东的农民后裔，何以进了天津卫便瞧不起乡下的穷亲戚？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影视小品以及民间段子中，天津人被塑造成了全国的“老呔儿”，诸如拉登轰炸一类编排天津的网络段子甚是流行，天津成了全国人民奚落找乐的对象。

“天津足球小富即安。”这是2000年金志扬下课前给与天津足球的评价。“小富即安”也确实是很多外地人描述天津的城市性格特征之一。而戚务生在离开天津足球时无奈地说到：可能我戚务生不适合带的是“天津这样的”球队。语言的逻辑重心一旦落在“天津这样的”定语之上，一切就似乎变得沉重起来了。而从当年北京人金志扬那句著名言论——先当天津人，再办天津事儿；当好天津人，办好天津事儿——之中，可以依稀看到他在遭受非难之后寻求文化融合的姿态或者说是一种无奈。

【平庸症】

在天津站前广场，矗立着一座极富近代工业城市色彩的“世纪钟”。在诞生过三条石、机器局的这座钢铁城市里，其实漫溢着极度人文的东西。这是在机器重压下滋养出来的一滴现代文明的润滑油。否则，蔡将军怎么会爱上小凤仙，张少帅怎么会遇到赵四小姐，张爱玲、林徽因这两大民国才女又怎么会在这里度过了她们的童年时光呢？

天津从来不缺文化人，更不是“文化沙漠”。早在20世纪上半叶，天津曾催生过一个名扬四海、熠熠生辉的文化人才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天津虽然也曾诞生过一批人才，但是似乎很难形成一个领先全国的人才群。天津似乎缺乏真正的“精神生活”和“精英文化”，更很难找到类似北京、上海、深圳乃至成都那样的“文人圈子”。尤其令人纳罕的是，那些天津土著的人才，似乎很难领风气之先。李叔同虽生于天津，却在留学日本后远赴沪杭；沈浮、石挥虽在天津土生土长，却都成名于上海滩；在本地扬名立万的似乎更是那些传统文化的旗帜人物，诸如书法家华世奎、金石家王襄等，更不用说那些让全国人民都津津乐道的京剧、曲艺名家了。

即使在解放以后，天津虽曾诞生过一些院士，但是知名的人文学者却寥若晨星。即使如冯骥才、蒋子龙、林希、肖克凡等本地著名作家，多数都是以写旧天津、老天津的“民俗小说”而著称。当那些以上海、北京为主题的都市文学层出不穷时，天津本地的文人为这座城市提供的还主要是那些“津门往事”一类的“历史食粮”。有时候，天津文化人也天真地想在全国的文化地盘上抖一抖自己的威风，譬如针对“京派”、“海派”，提出一个“卫派”来；人家地球人都喊大腕了，某些天津人非得像个学究先生似的一本正经地纠正人家说应该叫做“大蔓儿”才对；针对“鲁菜”、“川菜”，天津人津津乐道地提出一个“津菜”来。但这些更像是自娱自乐、自说自话和自己哄自己玩的一种文字游戏，不仅外地人难以这么认同，就是本地的天津人也未必如何赞同。

天津市民的整体素质绝对应该排在全国前多么名之列，但是天津的传媒却由于体制和人文等方面的原因，大多因循守旧、肤浅俗常。虽然天津的两大报系经营情况都名列全国前列，但除了偶尔精心炮制一些猎人眼球的标题外，大多乏善可陈，更不要指望着它们代表和引领这个城市的文化活力和城市精神。

据说，传媒可以代表一座城市的气度和品位。但是如果你非要让这些更多地依靠垄断的报纸来代表这座城市的阅读品位，非要让被网友戏谑地称为“卖药的电视台”代表这个座城市的娱乐品味，非要期盼天津人能够恢复《大公报》与《北洋画报》时代的荣耀，非要等待着天津的媒体甘心情愿地捧红一介默默无闻的人文学者，非要指望着天津的稿费能够养活一个快要穷疯了的文人，我劝你——还是放弃了这样的“痴心妄想”吧？

当时尚已经成了一种空气，当娱乐已经成为一种营养，当人们对金钱的梦想已经被松绑、释放、加热、沸腾的时候，天津依然没有自己的《新京报》和《三联生活周刊》。在天津，你别奢望能找到广州那样的酒吧、北京那样的书店、成都那样的茶馆、上海那样的博物馆。天津有多家古玩城、旧书市，但是却没有类似北京、上海那样的特色民营书店；天津也有酒吧街，但是却没有北京后海、三里屯以及上海衡山道、新天地那样的品味和氛围；天津的早点摊可能是全中国最丰富的早点摊，但是天津餐馆的文化档次和美食水平却乏善可陈。唯一令外地人羡慕不已的，或许就是那些散布在老城一带大街小巷里的相声园子了。

天津人的知足和平淡，使得这个城市的人文旗帜落寞得甚至有些心甘情愿。一个拥有丰厚文化资本城市的文化格调，仅有“逗你玩”的小智慧、小趣味是远远不够的。我相信，不是天津人没有才华，也不是天津人思想不敏感，而是因为天津特色的内敛与封闭意识太根深蒂固，窒息了一个又一个文化种子的滋生与成长。

长期以来，天津文化醉心于自娱自乐、自产自销的情调之中，导致天津文化性格逐渐枯竭萎缩；长期以来，天津文化受制于单一的官方意识形态，而缺乏自发的、活跃的、多元的、民间的文化发展氛围；长期以来，由于天津精英文化的缺失或者流失，使你能在此地轻易地找到一类人，却很难找到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人；长期以来，一个三流作家可能被本地势力的媒体记者炒作成一流作家，而无数个具备成为一流作家潜质的新锐作者，却不得不在清贫寂寞中走向沉沦；长期以来，由于城市人文精神的匮乏甚至压抑，很难吸引那些渴望激情的人们长久地、心甘情愿地留下来，从而使天津本应散发出来的城市魅力暗淡无光。（转自微信公众号“天津记忆”  作者：徐凤文 图：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