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策略分析师周宇说，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内最显著的特征是快速攀升的债务率。从2009年到2014年，中国非金融部门（含中央、地方政府、企业及家庭）的债务占GDP的比率从125%飙升至208%。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看，一国在短时间内债务率的快速上升都伴随着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因此，如何“去杠杆”是化解金融风险、实现结构转型的关键因素。但在多次政策尝试后，中国债务率上升的势头并未得到有效控制，中国经济的债务占GDP比率依然持续攀升。从私人部门负债比率衡量，当前已超过欧洲、日本的水平。中国经济杠杆上升之源不在货币政策宽松，而在于实体经济。更确切的说。是政府为稳增长而主导的低效率投资。根据IMF的测算，中国的广义财政赤字（即中央、地方政府以及投资平台）占GDP的比重自2010年起每年都在8-10%之间，若考虑到各级国企的相关投资，这一比率将更加惊人。各级政府推动的低效率投资在隐性担保下吸收了大量的信贷资源，推高了私人部门的融资成本，挤出了私人部门较高效率的投资，拉低了实体经济总体投资回报率。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环境里，债务攀升也就毫不为奇了。过去一年降息后，钱依然难以流入实体经济，反而在资本市场引发了金融资产价格的泡沫。说到底，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坎。要提高投资回报率，必须下决心去除过剩产能、化解核销坏账、放开行业准入、减少政府的低效投资，通过结构改革让私人部门在实体经济里找到高投资收益率的机会。货币政策宽松的初衷是为了给决策者的改革换来更多的时间，但只宽松不改革，将种下重大的金融隐患。

【主持者言】关于中国目前的债务率，前引李克强总理在中央党校讲话的那份记录稿中说，我国的债务率为56%，美国为100%，日本为250%。不过这份记录稿看上去是在场听报告的人速记的，因此未必很精确。从记录稿所举的数字看，我国的债务率的确并不高，与坊间经常引用的一些境外机构（如麦肯锡）给出的数据有很大的差距，后者认为中国的债务率超过200%，在全球仅次于日本。但主持者对上述两种数据都有些将信将疑，同时又苦于找不到更权威的数据。不过，中国的债务率尤其是企业的债务率已比较高，这似乎是坊间的一介共识，而且近年来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还在攀升。关键的原因在于，决策部门的想法似乎是为了避免过快地去杠杆导致经济“硬着陆”，而宁可选择适度地再增加些杠杆来“稳增长”，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来逐渐地消化债务。这个想法也许不错，然而前提是必须保证增长的质量，否则事情就难如人愿。然而，此轮“稳增长”的主力是政府和国企的基建投资，其效率和投资回报率注定不会高，甚至随着国内基础设施在相对意义上的逐渐饱和，其边际效用出现明显的递减，这些投资无法赚到钱来减债务、减杠杆。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是高铁（中铁总的负债已直逼4万亿），一个是高速公路（连续出现总体亏损），从而使得“加杠杆一稳增长一减债务”这一美好的愿景难以实现，反而使得债务越积越多、杠杆越来越高。同样，如上文作者所说，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初衷是为了给改革换来更多的时间，但由于实际上“稳增长”的任务压倒了调结构、降杠杆、去产能等按市场规律本来必须要做的事情，反而把“改革”给挤掉了。这大概就是目前的现状。其根源，还是在于舍不得眼看着经济增速降下来而拼命想要保住“中高速”。

【又言】据凤凰网转引外媒最新报道：浏览中国财政部的网站时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该网站公布的国有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10月22日的月报显示，截止到9月30日，中国国有企业整体债务总额达到77.7万亿元人民币，超过中国GDP的总量。而上个月的同类数字为71.8万亿元人民币，这就意味着在仅仅一个月中，中国国有企业的整体债务增加了惊人的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万亿美元）。上述数据应该是可信的，兹录于此，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