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说，传统上，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靠的是“货币幻觉”来发挥作用。其传导过程是：调控当局在保密状态下制定一项调控政策，并在某一天突然向社会宣布，而这项调控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于是，企业和居民的收入支出格局受到冲击，他们的现金流状况受到冲击，人们因此强烈感觉到自己的经济活动必须进行调整，如此，宏观调控便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在理论和实践上，“货币幻觉”这样一种传导机制很早就受到质疑，如今更不再被人提起。这种变化的理论原因，在于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在实践上，这种变化是由市场一体化深入发展、经济不断信息化导致的。尤其是，在互联网经济深入发展的情况下，信息几乎可以即时获得并传导，市场的平滑性、均匀性已经大大深化。在这种条件下，企业和市场所获得的信息不会少于宏观调控当局，他们有关宏观调控的手段、传导、时机和目标等等的知识也与调控当局相仿，甚至超出。面对这种格局，宏观调控的要义是“说实话”，以期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和配合。美联储的例证告诉我们，在市场化一体化、均匀化、市场信息高度透明化的情况下，调控者和彼调控者之间的关系是合作博弈，他们之间反复“对话”，反复“协商”，最终共同实现调控。因而政策必须是透明的，政策必须是可信赖的。反观我们这里，宏观调控似乎还是个保密工作，决策依据和决策过程等等，一律不对外公开。政策的调整也大都选择周末宣布，甚至“半夜鸡叫”。更有甚者，某些调控政策还只是在一定时间内、一定范围内“传达”，不对外公开。对此我们可以发问：经济活动是全体企业和居民都参加的活动，调控政策是希望对全体企业和居民都产生作用，为什么不让大家知道实情呢？如果大家不知道实情，又如何能“统一思想”并“认真贯彻落实”呢？我认为，已经到了互联网时代，我们的宏观调控决策机制也应与时俱进了。

【主持者言】作为副部级别的前中科院副院长（据说具有这个级别的学者官员寥寥可数），李扬先生的上述建议再次证明“退下来”以后讲真话就较为容易。无疑，目前在宏观决策信息公开化、透明化方面做得最好的当数关联储。李扬先生也在文中以近期炒得火热的关联储拟加息事件为例说：联储早就宣布要加息，并公布了加息的理由，市场也早就根据这一预期进行了调整。到了开会议息之时，又可能有人举出市场走势的变化和若干指标来，说加息时机尚不成热，对此异议联储也会照样对外公布。甚至在每一次会后，联储都会公布会议纪要和投票结果，明白地告诉市场，委员们有几人支持加息，几人反对，几人弃权，支持的理由如何，反对的原因是什么，等等，所有这些均记录在案。的确，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关联储就摒弃了格林斯潘时期的“模糊”作风，对联储的信息发布工作实行了改革，让市场及时地了解政策动向，这既是对市场的尊重，也有利于市场及早消化这些政策，避免引起大的动荡。反观我们的宏观决策部门，却仍然沉溺于“半夜鸡叫”之类的“偷袭”快感中，暴露出一种权力者的“自大症”，即使有时发布一些信息，也是“套话连篇”，不仔细辨析简直搞不清它与上季度乃至去年、前年所发布的信息区别何在。——别的不说，这难道不也在“供给侧改革”的范畴之内吗？需知，宏观决策信息的透明化、公开化，只会有利于而不会有损供给的改善与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