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要不要向西方学习，这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面临的迫切问题，走在前面如郭嵩焘、容闳等人认为，应该向西方学习，后世的史学家往往认为他们是开明知识分子；与他们相对的是那此不愿意向西方学习，甚至大骂西方不好的人，后世往往称他们为顽固保守派，这种称呼上的明确对立，往往让入误以为他们是截然相反的。然而，根据秦晖教授的研究，这两类入的差距并不如教科书上描述的那么大，他们的观点很多时候并无不同，只不过有的人公开说，有的人私底下说罢了。

陈兰彬公开当“愤青” 私下羡慕美国政治民风

陈兰彬，字荔秋，1853年中进士，晚清时期著名清流大臣，中国首任驻美公使。1872年，陈兰彬以留学监督身份，率第一批幼童30人赴美留学，到达美国后，关于这批儿童学什么，怎么学习的问题上，陈兰彬与容闳发生严重分歧，二人的分歧直接导致这批留美儿童在1881年被清政府下令撤回。

导致这种结局的关键在于陈兰彬表面上对美国的看法，陈兰彬认为，留美儿童接受美国教育后，频频作出超出传统礼仪、习俗、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行为，行为举止近乎于西洋人。留美儿童在美国文化的浸润下，开始改变生活方式，比如剪掉辫子，芽西洋服装，进教堂，学习舞蹈，甚至越过男女之大防，与美国姑娘谈朋友，这种男女授受不亲的行为，令陈兰彬大为恼火。

于是他去信总理衙门，表示“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由此掀起长达数年的留学生之争，陈兰彬认为留美儿童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没学到什么技艺，反倒是沾染不少西方恶习，造成言行举止“不合礼仪，放荡淫逸”，而这样的学生，即便学成归国，对国家和社会都没什么益处。

与陈兰彬针锋相对的是，容闳认为，留美儿童到了美国，就应该入乡随俗，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当时主政的李鸿章，行事比较开明，李鸿章期望的是“学子学成乃归，为国效命”。1881年2月24日，李鸿章致电已经担任驻美公使的陈兰彬：美方虽不允我留学生进入其陆海军学院，但“幼童学业都已很有长劲，进入美国其他大学，也可学习国家急需的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等各种技艺，我期待他们学成后再回国，一旦裁撤，极为可惜。（译文）”

在李鸿章看来，这批儿童已经进入美国大学学习，不论如何也要完成学业，好报效国家，李鸿章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堵住朝廷内反对派的悠悠之口。但陈兰彬提出与李鸿章完全不同的意见，即全部撤走，总理衙门的官员接受了陈兰彬的意见，将李鸿章“撤少留多之举”，借题发挥为“不撤而撤之意”。1881年6月8日，总理衙门奏陈慈禧，表示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当日，慈禧批示依此办理。1881年底，除已在美国病故者3人、中途辍学者23人，剩下的94名“留美幼童”，分三批“凄然回国”。

黄遵宪在《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中感叹道：“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而造成这一惨象的“罪魁祸首”就是陈兰彬。

表面上看，陈兰彬可谓倭仁式人物，满口仁义道德，但私底下，陈兰彬却有着另一幅面孔，薛福成曾回忆说：“昔郭筠仙（按即郭嵩焘）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以询之陈荔秋中丞、黎莼斋观察，皆谓其说不诬。此次来欧洲，由巴黎而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征之。”

此段引语中的陈荔秋就是陈兰彬，也就是说，作为出使过美国的大臣，陈兰彬只是表面上怒骂美国不好，但私底下是赞同郭嵩焘的观点的。而另掘秦晖教授研究，陈兰彬其实十分佩服郭嵩焘，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时，政绩卓著，但他离开广东后，广东吏治败坏，百姓怨声载道，陈兰彬在私信中感叹：要是“如郭筠仙者复为广东大吏”就太好了。

薛福成分析说，陈兰彬之所以这样行事，主要是他胆小怕事，并非实干之才。

刘锡鸿公开诬陷郭嵩焘 私下却说英国人如儒家君子

与陈兰彬类似的是刘锡鸿，他1876年担任清朝驻英国使馆副使，堪称近代中国第一批走出国门的外交使节，但刘锡鸿也被视为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刘锡鸿以反对洋务运动出名，他认为“不必开局自制”机器，要让人都学习“仁义忠信”。刘锡鸿更加反对郭嵩焘说的“先通商贾”、“循用西法”的建议，认为“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他坚决捍卫“家天下”的中国传统制度，与郭嵩焘可谓截然对立。

在出使英国时，刘锡鸿成为郭嵩焘的副手，二入水火不容，矛盾不断，刘锡鸿通过不断诬陷、打小报告，最终使郭嵩焘被罢免了英国公使一职，这也成为近代中国外交史中的一段公案。

如果仅从这些事例看，刘锡鸿比之陈兰彬更为保守，但实际上，私底下的刘锡鸿极为羡慕英国，觉得英国有诸多好处，这在他的《英轺私记》中多有记载。比如，刘锡鸿在参观伦敦的毕克福林饼干厂后这样写道：敌英国之富，以制造之多也。其制造之所以多，则官为经理以归利，人人咸乐图谋也。他国之人之不肯用心者，则反是也。

这里的“他国”’不知道刘锡鸿是否包含清朝，但仅从这段话而言，刘锡鸿的观点与他反对洋务运动的是言论相比，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俨然认为机器制造是英国富强的关键。刘锡鸿公开反对郭嵩焘“循用西法”的说法，但在参观英国议会开会后，刘锡鸿却说：“每年度支收入，刊列细数，普示绅民，稍有虚滥，则人共诘驳之，此不惟见其公也。……众耳朵众目，故人不敢欺；公用公销，故人不忍欺，”刘锡鸿这段描述，简直就是清代版的“无代表不纳税”。

刘锡鸿接着说：“英国宰相之进退，视乎百姓之臧否。而众官之进退，有视乎宰相之进退。”从这段话看，刘锡鸿对英国的选举制也颇为了解。在对英国的税制及选举进行一番观察后．刘锡鸿得出结论说：“此法诚善，然非民主治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以此观之，刘锡鸿对英国的观察十分深入．甚至已经达到了了解英国政治运行的地步。这也使得郭嵩焘在看到他的这一番论述后，大为惊讶，不得不称赞说：“此论至允。”

刘锡鸿对英国的教育，也十分羡慕，他感慨说：“英之育人成才，用心为良苦矣。”他说英国无论贫富，孩子都能上学（义务教育），虽然教孩子学工商之事，但也十分重视“教规则礼乐也”，说明英国人十分重视道德，因为这样的教育，英国学生“虽街市遨游，不得逾越尺寸”，“每入其塾，规矩森严”，俨然儒家君子的形象。

在对英国进行详细观察后，刘锡鸿在《总论英国政俗》中写道：“两月来，拜客赴会，出门时多，街市往来，从未闻有人喧嚣，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鼓舞欢欣，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总之，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刘锡鸿对英国可谓羡慕不已，早不是反对洋务运动中的保守形象了。不过与陈兰彬相比，刘锡鸿并非胆小怕事，更多的表现为“两面三刀”。

结语：传统史学往往将陈兰彬、刘锡鸿视为顽固保守派，将容闳、郭嵩焘视为开明派，并对后者持肯定态度，但如秦晖教授所言，其实这两派人马内里却十分相似。可尽管两派人“心有戚戚”，做出的外在选择却截然不同，郭嵩焘跟刘锡鸿因为势同水火，互相参本，最后被清廷同时召回，真可谓晚清政坛吊诡一幕。而郭嵩焘在回国后，又被乡里所不容，甚至被乡绅们“集议于上林寺，几欲焚其寓室”，也为晚清那段风雨如晦的变法维新史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文/凤凰网·走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