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7年7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算起，这个养老保险制度才十几年光景就玩不下去了，太快了。这既有中国特殊的原因（转制成本的历史欠账），也有一般性原因（社会养老模式的内生性缺陷）。社会养老是俾斯麦首创的，但德国也照样玩不下去，不得不从2012年起，将退休年龄延迟到67岁。从全世界范围看，养老模式大致有三种。现收现支制(DB)，本质上是工作者、年轻人与下一代对退休者、老年人与上一代的强制代际转移支付。就是因为这个模式玩不转了，所以出现了两种新的模式。一种是个人账户制(DC)，一种是名义个人账户制(NDC)。个人账户制的本质上是强制储蓄，实质上是回到了个人养老与家庭养老，这是千百万年来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养老模式。而现收现支制与名义个人账户制均属于社会养老模式。中国目前的小账户、大统筹的社保模式怎么改？有三种主张，一种是把个人账户充公，改为纯现收现支制，然后通过延迟退休年龄、提高统筹层级来延缓危机；一种改为名义个人账户制，模拟个人账户制对社保缴纳者的激励机制；一种就是改为大账户甚至纯个人账户。这个问题非常重大，事关国运兴衰。

【主持者言】与商业性保险的“买卖自由”不同，作为普适性的基本养老保险，其实质就是“强制性储蓄”：中青年时政府强制从你的收入中划走一部分纳入社保养老基金，等到你年老退休时再由该基金按月发给你用以养老。或问，为什么要有这种“强制性储蓄”呢？难道人们自己不知道趁着年轻有工作时应留存一部分收入，以备丧失劳动能力后的养老之需这个普通的生活常识，而非要政府代劳不可吗？应该承认，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些人会“顾前不顾后”，有钱时挥霍一空，不管将来如何；但同样应该承认，这种人毕竟还是少数。以少数人的行为可能性来设定一种模式，强制性地套用在所有人身上，此种政策是否合理，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众所周知，产生于近代的社保养老制度，实际上具有很强的“社会主义”色彩，不意自诞生以来，却对“延缓资本主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有了基本的养老（也包括医疗等）保险，工人们有了未来的保障，其“革命性”就大为削弱，也就不大会动辄“揭竿而起”了。在现如今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保养老制度甚至比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完善、水平还要高。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实践也证明，这种养老模式具有它难以克服的弊端，一是养老资金的集中管理效率较低（这跟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如出一辙），一般来讲，肯定不如私人对自己的养老资金的管理效率高；二是经济发展总是有起伏的，但社保养老水平却易上难下，一旦国家经济遇到困难，政府想要实行紧缩政策，包括降低一些养老水平，难免就会触犯众怒而很难如愿，在民主国家尤为如此，因为人们可以通过选票将你赶下台，至于支持养老高水平的钱从哪里来，百姓们是管不了那么多的。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养老和社保资金的亏空。而政府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安抚人心，以继续执政，不得不举债来填补亏空。如此，社会经济非但难以健康地、有活力地持续发展，反而患上了“福利病”，甚至会产生债务危机。——这就是在当下的欧洲所发生、所经历的。在中国，虽然目前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更大的问题在于社保制度还未能做到全覆盖，城乡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但近两年的城市居民基本养老基金也已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现象，尽管总量上看还有几万亿元的结余，但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加速到来，劳动人口停止增长甚至将会负增长，所获缴费将越来越少，而领养老金的人会越来越多，如不加以变革，社保养老基金总体出现亏空是早晚的事。到那时，就跟现在的欧洲一样，政府也将不得不加大财政投入甚至举债来弥补亏空，不排除也有患上“福利病”的可能。财政部长楼继伟日前在《人民日报》刊文指出，要防止超出财政承受能力、以拔苗助长的方式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提高保障待遇水平，避免重蹈一些国家陷入“高福利陷阱”的覆辙。实际上，这已经不是楼继伟第一次针对“高福利陷阱”问题公开发声。作为掌管政府钱袋子的财长，他自然比其他官员更清楚这笔账。诚然，与欧洲国家比较，中国政府有自己的优势，这就是这些年攒下了价值高达百万多亿元的国有资产，其中仅国有企业就起码值几十万亿，若社保养老基金真的出现窟窿，置换掉一些资产用来填充就是了。然而靠变卖资产填补缺口，毕竟不是长远之计。主持者认为，趁着当今中国的社保养老模式尚未完全定型，应及早吸取欧洲的教训，对我国的社保养老制度加以改进和完善。至少应废弃现行的统收统支、现收现支的方式，向新加坡学习，改为真正的纯个人账户（即上文所说的DC模式），将企业和个人的缴费存入受保人的个人账户，施以优惠的保值增值政策，以防被通货膨胀侵蚀，并受法律的严格保护，任何人包括政府也不可动用，直到受保人退休，以此发放其养老金，并赋予法定的继承权。目前已经出现的缺口，应该由政府财政一次性如数补足，哪怕为此变卖掉些国有资产也在所不惜。诚如所言，兹事体大，“事关国运兴衰”，决策者不可不察，应及早下决心推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