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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国民工难以融入城市

中企天津报道 www.zqtjnews.com.cn 时间:2022-06-20 22:24:14点击:

工业化和城市化褪去了传统农民身上的文化胎记,上足了发条,时间开始了。货币化和市场化使农民改变了农业劳作不计工时的习惯,而这一点在今日中国的农村大地上仍随处可见。当你问一个农民他的成本收益时,尽管他可以把市场化的部分从机耕、种子、浇水、施肥、打药、收割到雇工成本比较清晰地描述出来,但对于自身的劳动仍是不计入成本的。换言之,尽管在国家统计局的官方口径中,农业劳动力日工资是要计入成本项的,但在农民那里,劳动本身还没有被视作是商品化市场的一部分。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则很快转变了这一观念,即在100年前身处美国的波兰农民也是如此。
  城市车间里的工作与农村田野上的农作大不一样,虽然同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意义却有不同。农作给人一种时间安排上的自由度,务农首在不违农时,可相对于精细化计量的工时来说,农业的时令毕竟是粗糙的、慢生活的。传统农业状态下,农作所具有的天然性和自给自足特征,并不带来特殊的压迫感,农民也更多地是安于现状,并不期待通过劳动而发达起来。
  从《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中波兰裔农民工的书信,可以看到他们对工作状态和职业前景的描述,体现出农民工与本地城市工人的职业观念有两点不同:其一,农民工自身的职业兴趣与职业本身并不一定甚至多半不吻合,工作不过是谋生手段;其二,农民工往往因此蔑视自己的劳动,只当做是一种临时状态,并不视其为更长久的人生目标。工人心态使预期更加持久明确,努力获得生活的舒适惬意。农民心态更强调财富积累,压抑自身的生活需求,推迟享受。
  如果按照上述尺度来衡量,当下中国的农民工对于工作的持久性缺乏信心,能够摆脱农民心态的恐怕还是少数。户籍制度的高墙和此前较长一段时期内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维持和加强了城市、工业对农村、农民的相对优越感。
  这也坐实了“农民工”这一称谓的所指,即相当比例农民工确实还处于半工半农的兼业状态,每年农忙时节还要抽身回到老家帮忙出力。农村移民背井离乡进入城市,家乡的土地或流转给亲戚,或转包龙头企业,貌似退路渐断,其实灵活性却大得很,徒有其表的城市化大跃进并没有带来身份认同的变换。坐高铁从上海穿越浙江、江西、湖南一路西去,你会看到,农民把在外务工赚来的钱又投在房子的改建翻新上面。事实上农村房屋更新往往是波浪式的,与农民收入和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这些身处都市的内地农民,他们的根还在农村,随时准备在生命历程的某个阶段退出产业工人队伍,回归田园故土。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显示,波兰裔移民之间也会互相通信,提供就业信息和指导,形成类似老乡会之类的松散互助组织,以帮助自己逐步适应美国的社会生活。这些互助协会的主旨,是为了适应城市环境,而非固守原生乡土文化。
  当下中国大城市中的农民工也有类似的同乡组织,有的是以专业合作社形式出现的,表现为不同产业中往往有非常明显的地域色彩和排他性特征。面对城市的深沟高垒、软性拒斥,外来者自有妙计,他们会基于地缘、亲缘并附加一定的只在内部传授的技术门槛,构速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小圈子、同乡会,在产品价格和送货渠道上资源共享。
  外来人口高度集聚形成的土客替代与冲突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对称导致的要素流动的自然结果。所以,不仅有劳务输出地与输入地的冲突,还有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冲突,还有水源上下游之间的冲突,沿海与内地、南方与北方的冲突。一些大城市自觉竞争力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忧心于倚重外来劳动力甚至土客倒挂的既成事实。
  对于外来者,本地人多持异样的眼光。张学友有首歌叫《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描绘了外来移民遭遇的这种精神窘境。在美国的“进步时代”,外来移民数量巨大,甚至很多城市中移民已经占人口多数。一些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感到自己的文化、宗教、种族同一性受到了威胁,遂产生了排斥态度,通过议会立法加以限制。移至今日的中国也很相似。
  比如,东部发达地区特别是大都市郊区奉行的多是抓大放小的驱逐式政策。一方面由于本地农民越发懒散,同时也由于有更多的务工机会,无暇从事需要倾注心力的蔬菜种植,故而只好任由外地农民来填补空白,但同时又对于将市民的食品安全交予这一干外地人心存顾虑、很不踏实。这是因为外来人口没有稳定的地权预期,因而在有限的甚至是朝不保夕的土地租期内,的确存在对土地进行“掠夺性经营”的可能。
  本地人逐渐退出一些辛苦劳碌的产业部门,但对外地人的进入又持戒备心理。在城市人口规模控制的宏大叙事与政治正确之下,城市的管理者为合理合法地驱逐外来者,可谓绞尽脑汁。最近,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上的门槛抬高与政策退步,似乎成了一些特大城市制定新一轮五年规划时一个隐而不彰的指针。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波兰裔移民当初成立的那些基于地缘的同乡互助会,后来大多淡化其地缘色彩和乡党情感联结,强化其阶级识别和抗争动员功能,逐渐转变成自组织的、能够采取集体行动的现代工会。就近些年来中国不少地方的案例来看,恰恰是相反的。所谓共同的阶级意识或阶级认同,远不如共同的地缘符号更能凝聚力量。地域矛盾在经济矛盾的引导下,经济矛盾在地域矛盾的掩盖下,常常把原本简单的劳资纠纷搅成一团混战,最终停留在就事论事、一事一议、从一哄而起到一哄而散的层面,既不可持久,也缺乏建设性。(作者:曹东勃) 来源:中企天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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