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在文章中提出，“十三五”要实现6.65%的潜在增长率，首先要解决经济结构中投资占比过重的问题。2009年我们的投资率是44%，当时除中国以外的世界最大的20个经济体平均投资率是23%，仅有我们的一半。超高的投资率确实对经济起到了拉动作用，如果没有2008年的刺激政策，预测经济增长率要降低3%。但从投资回报率来看，2014年大概是5%左右，而银行平均贷款利率在7%以上，减去通胀的1.5%，整个社会算起来不亏不赚。另外，我国投资率高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慢，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投资过多，以至于很难消化，造成产能过剩和很多资源闲置，最终导致效率降低。过高的投资率也严重压制了消费的增长。如果要保持适当的投资增长率，同时又保持消费以最快的速度增长，从现在到2050年，投资率应从现在的48%下降到35%，也就是每年降4个百分点。投资率下降并不代表不投资，而是说投资增速要掌握适当的幅度，保证高效。当前中国经济中有三个反常现象：一是经济增速下行时，实际利率却一直在上升；二是尽管实际利率在上升，但资金回报率却在下降；三是其他国家的速度增长时工资上升速度慢于GDP增速，但我国却相反。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掉入了一个陷阱，即为了达到一个经济增长目标而去刺激，靠市场力量很难做到，于是政策刺激就会使得政策引导的投资变得更多，这不仅降低了投资效率，政策扶持部门占有的资源也越来越多，对市场部门造成挤压，企业面临高成本更不愿意投资，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不仅如此，债务增长过快使大银行不愿意给企业贷款，企业不盈利而债务成本又高，导致它不得不借旧换新，债务越来越多，风险也越来越大，形成又一个恶性循环。   
　　【主持者言】白重恩先生认为，中国的产能过剩如此严重，主要是投资率过高造成的。但若深入分析，这还只是个表象，骨子里的真正原因，是政府包括国企的投资太多。因为凡属民间性质的投资，虽然有时也会造成产能过剩，但自负盈亏的特性总会促使其能及时调整投资的方向和数额，否则这些民资就等于自取灭亡。唯政府投资包括国企投资，却不受这种“硬约束”，因为它们的目标不是赢利最大化，而是为了账面上的保增长，或者说是为了“政绩”。所以，白先生指当今中国的投资比率过高，其实质就是政府（国企）的投资比率过高，这也是造成目前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去产能的同时，必须要把政府和国企的投资率降下来，提高民间的投资率，如此才能如主持者前面所说的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虽然有些民间资本也会盲目投资而失败，比如著名的光伏企业——无锡的尚德，但请不要忘记，这也是政府政策怂恿和支持的结果。白先生还指出，要从他所说的上述“陷阱”中跳出来，首先不能把增长目标定得过高，若拔苗助长，就会造成资金成本高，资金链条就会断掉。但现在还有一些专家如林毅夫先生主张，中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主要还得靠投资，只不过必须是有效投资。这样的说法很容易误导人。试问，若不区分政府投资还是民间投资，你如何能让投资在总体上变得有效呢？莫非林先生在暗示，此前中国的投资多为无效或低效投资？若是的话，原因又是什么呢？难道不正是因为政府和国企的投资比率太高吗？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国企的投资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而不能充当主力，否则的话，所谓“有效投资”就是一句空话。林毅夫先生曾经认为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能保持8%以上或左右的增长率，如今虽然不再这样鼓吹了，但他仍执拗地认为需要“保7”。 来源:中企天津报道